大唐西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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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地理史籍,又称《西域记》,12卷。玄奘述,辩机撰文。本书系玄奘奉唐太宗敕命而著,贞观二十年(646)成书。书中综叙了贞观元年(一说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九年玄奘西行之见闻。记述了玄奘所亲历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之概况,有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晚近以来,印度那烂陀寺的废墟、王舍城的旧址、鹿野苑古刹、阿旃陀石窟,得以展露和再现其光辉,《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这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有法文、英文、日文等译本。清丁谦著有《大唐西域记考证》。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章巽校点的《大唐西域记》,并附新编总目录。1981年,中华书局影印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敦煌本、福州藏本和金藏本)。1985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由季羡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本。[1]
书 名
大唐西域记
又 名
西域记
作 者
玄奘
原版名称
西域记
类 别
地理史籍
出版时间
646年

主要内容 编辑

窃以穹仪方载之广,蕴识怀灵之异,《谈天》无以究其极,《括地》讵足辩其原?是知方志所未传、声教所不暨者,岂可胜道哉!
详夫天竺之为国也,其来尚矣。圣贤以之叠轸,仁义于焉成俗。然事绝于曩代,壤隔于中土,《山经》莫之纪,《王会》所不书。博望凿空,徒置怀于邛竹;昆明道闭,谬肆力于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郁玄妙于千载;梦彰佩日,秘神光于万里。暨于蔡愔访道,摩腾入洛。经藏石室,未尽龙宫之奥,像画凉台,宁极鹫峰之美?自兹厥后。时政多虞。阉竖乘权,愦东京而鼎峙;母后成衅,剪中朝而幅裂。宪章泯于函、雒,烽燧警于关塞,四郊因而多垒,况兹邦之绝远哉!然而钓奇之客,希世间至。颇存记注,宁尽物土之宜?徒采《神经》,未极真如之旨。有隋一统,寔务恢疆,尚且眷西海而咨嗟,望东离而杼轴。扬旌玉门之表,信亦多人;利涉葱岭之源,盖无足纪。曷能指雪山而长骛,望龙池而一息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远。我大唐之有天下也,辟寰宇而创帝图,扫搀枪而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临。人荷再生,肉骨豺狼之吻;家蒙锡寿,还魂鬼蜮之墟。总异类于藁街,掩遐荒于舆地,苑十洲而池环海,小五帝而鄙上皇。
法师幼渐法门,慨只园之莫履;长怀真迹,仰鹿野而翘心。褰裳净境,实惟素蓄。会淳风之西偃,属候律之东归,以贞观三年,杖锡遵路。资皇灵而抵殊俗,冒重险其若夷;假冥助而践畏途,几必危而已济。暄寒骤徙,展转方达。言寻真相,见不见于空有之间;博考精微。闻不闻于生灭之际。廓群疑于性海,启妙觉于迷津。于是隐括众经,无片言而不尽;傍稽圣迹,无一物而不窥。周流多载,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届于长安。所获经论六百五十七部,有诏译焉。
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莫不餐和饮泽,顿颡而知归;请吏革音,梯山而奉赆。欢阙庭而相拚,袭冠带而成群。尔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无劳握椠,已详油素,名为《大唐西域记》,一帙十二卷。窃惟书事记言,固已缉于微婉,琐词小道,冀有补于遗阙。秘书着作佐郎敬播序之云尔。
序二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洒于大千;金镜扬辉,薰风被于有截。故知示现三界,粤称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标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沦影,像化之迹东归;帝猷宏阐,大章之步西极。
有慈恩道场三藏法师,讳玄奘,俗姓陈氏,其先颍川人也。帝轩提象,控华渚而开源;大舜宾门,基历山而耸构。三恪照于姬载,六奇光于汉祀。书奏而承朗月,游道而聚德星。纵壑骈鳞,培风齐翼。世济之美,郁为景胄。
法师籍庆诞生,含和降德,结根深而犇茂,导源浚而灵长。奇开之岁,霞轩月举;聚沙之年,兰薰桂馥。洎乎成立,艺殚坟素。九皋载响,五府交辟。以夫早悟真假,夙昭慈慧,镜真筌而延伫,顾生涯而永息。而朱绂紫缨,诚有界之徽网;宝车丹枕,实出世之津途。由是摈落尘滓,言归闲旷。令兄长捷法师,释门之栋干者也。擅龙象于身世,挺鹙鹭于当年。朝野挹其风猷,中外羡其声彩。既而情深友爱,道睦天伦。法师服勤请益,分阴靡弃。业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庸,腾芬兰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梦;鼓枻玄津,俯四韦而小鲁。自兹遍游谈肆,载移凉燠,功既成矣,能亦毕矣。至于泰初日月,独耀灵台;子云鞶帨,发挥神府。于是金文暂启,伫秋驾而云趋;玉柄才捴,披雾市而波属。若会斫轮之旨,犹知拜瑟之微。以泻瓶之多闻,泛虚舟而独远。乃于轘辕之地,先摧鍱腹之夸;井络之乡,遽表浮杯之异。远迩宗挹,为之语曰:“昔闻荀氏八龙,今见陈门双骥。”汝、颍多奇士,诚哉此言。
法师自幼迄长,游心玄籍。名流先达,部执交驰,趋末忘本,摭华捐实,遂有南北异学,是非纷纠。永言于此,良用怃然。或恐传译踳驳,未能筌究,欲穷香象之文,将罄龙宫之目。以绝伦之德,属会昌之期,杖锡拂衣,第如遐境。于是背玄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矫迹,川陆绵长,备尝艰险。陋博望之非远,嗤法显之为局。游践之处,毕究方言,镌求幽赜,妙穷津会。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聿归振旦。
太宗文皇帝金轮纂御,宝位居尊。载伫风徽,召见青蒲之上;乃眷通识,前膝黄屋之间。手诏绸缪,中使继路。俯摛睿思,乃制《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闱,裁《述圣记》,凡五百七十九言。启玄妙之津,尽揄扬之旨。盖非道映鸡林,誉光鹫岳,岂能缅降神藻,以旌时秀?
奉诏翻译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览遐方异俗,绝壤殊风,土着之宜,人伦之序,正朔所暨,声教所覃,着《大唐西域记》,勒成一十二卷。编录典奥,综核明审,立言不朽,其在兹焉。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城邦,包括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亚地区、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情况。书中各国的排列,基本上以行程先后为序:卷一所述从阿耆尼国到迦毕试国,即从中国新疆经俄罗斯中亚抵达阿富汗;卷二为印度总述,并记载了从滥波国到健驮罗国,即从阿富汗
《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
进入北印度;卷三至卷十一所述从乌仗那国至伐剌挐国,包括北、中、东、南、西五印度及传闻诸国;卷十二所述从漕矩吒国至纳缚波故国,即从阿富汗返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该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各地的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生活、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叙述。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的故事传说,都作了详细的记载。记事谨严有据,文笔简洁流畅。
该书对研究古代中亚及南亚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玄奘的记述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印度的史料,如关于古代印度的地理、政治、赋役等状况;关于杰出的梵文文法学家波尼尼;关于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毗卢择迦王、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等,该书都提供了很宝贵的史料。所述佛教史上几次著名的结集,大、小乘部派的分布,一些著名佛教学者的活动等,更是印度佛教史研究的难得资料。该书也是中亚和南亚考古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考古学家曾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发掘和鉴定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历史遗址和文物。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就是据该书提供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
近代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该书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对书中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和宗教、社会、语言、民族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诠释和探讨。其中如人名、地名的还原和今地所在,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书中尚待研究的问题还很多。
《大唐西域记》分12卷,共十余万字,书前冠以于志宁、敬播两序。卷一记载了今天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经之地。卷二之首有印度总述,然后直到
《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
卷11分述五印度的各国概况,其中摩揭陁一国情况占去了8、9两整卷的篇辐。卷12记载了玄奘返国途中经行的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概况。
全书共记述了玄奘亲身经历的110国和得之传闻的28国情况,书中对各国的记述繁简不一,通常包括国名、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历时计算法、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等内容。
全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叙事翔实,再加上执笔人辩机学精内外典,文笔优美简洁,使全书增色不少。
该书现存版本甚多,主要有:
①敦煌写本残卷;
②北宋福州本残卷;
③金赵城藏本残卷(以上三种见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
④南宋资福寺本(《四部丛刊》影印本);
⑤明洪武南藏本;
⑥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巽点校本;
⑦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季羡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
⑧1911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出版的校本。该书还有英、德、法等国文字译本。

出版背景 编辑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人,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儒学之家,出家后法名玄奘,敬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13岁时在洛阳净土寺诵习佛典,后赴首都长安,游历成都、江陵(今湖北荆州)、扬州、苏州、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遍访名师,后复至长安,问学于法常、僧辩两位大师,被称为佛门的千里驹。随着学业的日益长进,他的疑问和困惑也越来越多,而这些疑惑又非中国佛典和高僧所能解决,于是下决心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求法。其目的主要是寻求学习大乘《瑜珈师地论》,解决南北朝以来中国和尚长期争论不休的佛性问题,即:凡人能不能成佛?什么时候成佛?经过什么阶段、通过什么手续才能成佛?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孤身踏上万里征途,开始了他的西行。途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偷渡玉门关,历5天4夜滴水不进、艰难地通过了800里大沙漠,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年底到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
玄奘 玄奘
受到高昌国王麴文泰的礼遇和赞助,沿天山南麓继续西行,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翻越凌山(今天山穆素尔岭),沿大清池(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行,来到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在这里巧遇西突厥叶护可汗,并得到可汗的帮助。玄奘继续前进,经昭武九姓中的石国、康国、米国曹国何国安国史国(皆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翻越中亚史上著名的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到达覩货逻国(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境),由此又南行,经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来到迦毕试国(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东行至健驮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城),进入了印度。
当时的印度小国林立,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史称五印度或五天竺。玄奘先到北印度,在那里拜望高僧,巡礼佛教圣地,跋涉数千里,经历十余国,进入恒河流域的中印度。在中印度,历史悠久的摩揭陁国(今印度比哈尔邦)拥有全印度规模最大,长达700年,并居印度千万所寺院之首的那烂陀寺,这是当时全印度的文化中心、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地。寺中僧徒常有万人,聚集了精通各项学术的精英,还收藏着佛教大、小乘经典、婆罗门教经典及医药、天文、地理、技术等书籍。玄奘在那烂陀寺留学5年,向寺主持、当时印度佛学权威戒贤法师学习《瑜珈论》等,又研究了寺中收藏的佛教典籍,兼学梵文和印度很多的方言。后到中印度、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游学,足迹几遍全印度,再返回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命他为寺内众僧讲解《摄大乘论》等佛典,赢得了极大声誉。
玄奘的学识受到印度僧俗的极大敬重,也引起了许多国王的景仰,其中有羯若鞠阇国的戒日王。戒日王召见玄奘,下令在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吉)举行盛大的法会(学术辩论会),
《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
命玄奘为论主(主讲人),五印度18国国王、官员及僧人6000人前来与会,大家倾听玄奘的议论,深为他的精辟而渊博的知识所折服,玄奘因而获得了大乘天的尊称,名震五天竺。
贞观十七年(643年)春,玄奘谢绝了戒日王和那烂陀寺众僧的挽留,携带657部佛经,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两年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首都长安。玄奘此行,行程5万里,历时18年,是一次艰难而又伟大的旅行。
玄奘回到长安,受到盛大欢迎。唐太宗命令宰相房玄龄选取高僧,组织宏大的译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这是中国佛学史上一次著名的译经活动,玄奘在回国后的十九年中,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齐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在佛教理论方面,玄奘着重传播古印度无著、世亲一派的法相学,主张唯识论,认为“识(人们内心存在的真理种子)是一切自然事物和心理现象的起源,成为中国法相宗的创始人。他还将印度的因明学(即逻辑推理的方法)介绍过来,引起中国学者对因明学的兴趣。[2]
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国,在洛阳召见了他,并敦促他将在西域、印度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书。于是玄奘口述,由弟子辩机执笔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完成了。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释玄奘译,辩机撰。玄奘事迹具《旧唐书》列传。晁公武《读书志》载是书,作元奘撰,不及辩机。郑樵《通志·艺文略》则作《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辩机撰,又分为两书。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大总持寺僧辩机撰,与今本合。考是书后有辩机序,说序,后有辩机自序。句下间有注文,或曰唐言某某,或曰某印度境,疑为原注。又有校正译语云,旧作某某讹者,及每卷之末附有音释,疑为后人所加。

校注过程 编辑

《大唐西域记》是唐代高僧玄奘游学印度归国后写的关于中亚和南亚历史地理的名著。但此书长期以来,在国内却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更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点校本和注释本。而在国外,特别是西欧和日本,早已有好几种不同的译注本和大量的研究论着发表。因此
《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
,解放以来,整理出一个完善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本,是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
最早提出整理《大唐西域记》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向达。一九五八年,向先生拟定了一个《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共收录古籍四十二种,准备陆续整理出来交中华书局出版。所列的第二种书,就是《大唐西域记》。
一九五九年四月,金灿然收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金兆梓的一封信,信中说到:
“日前章丹枫(即章巽)、范祥雍两同志交来整理《大唐西域记》计划一份,我已略读一遍,似与尊意尚为相符。章、范两同志并面称志在超过国际水平,不仅赶上国际水平也。……”(摘自中华书局业务档案卷,下文所引未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摘自业务档案卷。)
于是金灿然便决定接受章、范二人约稿,并把他们拟的《西域记》整理计划打印出来,分别向各大专院校及研究单位、专家征求意见,很快便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1959年底,又将章、范两先生的《西域记》校注本列入组稿计划,并预定于一九六二年发稿。
一九六一年一月间,北大历史系又提出了一个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
一九六二年,《蛮书校注》等书陆续出版,向达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给中华书局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要搞影印本、简注本、详注本三种本子。但向达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因病去世。
一九七六年下半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整理《大唐西域记》又重新被摆到日程上来。
一九七七年又开始筹备工作。北京确定了张广达耿世民蒋忠新。他们都是专攻中亚和南亚历史、语言的中年学者,而且都愿意为整理《西域记》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就拟定整理计划,借调杨廷福张毅二同志来中华书局,并请张广达、耿世民、杨廷福三人写出卷一,二的部分样稿,广泛征求意见。又请傅振伦、姚鉴二同志分别收集西、日文有关《西域记》资料,编成一本《西域记研究资料索引》。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八日,在北大东语系,由季羡林主持召开了《西域记》第一次工作会议,有孙毓棠朱杰勤宿白、张广达、杨廷福、张毅、耿世民、蒋忠新、趟守俨参加。会上决定了由范祥雍先生在上海单独负责标点校勘,由季先生在北京主持注释工作,具体分工如下:耿世民负责新疆部分,张广达负责苏联中亚及阿富汗部分,朱杰勤及张毅、蒋忠新负责印度部分,杨廷福负责原书三篇序及佛教名词、辞语部分,蒋忠新查对全书梵文,宿白负责全书插图照片(后因困难较多,没有进行),章巽负责绘制详细地图(后章先生因眼睛不便,也没有进行),季羡林最后负责修订定稿和撰写前言。
会上并根据卷一、二的样稿具体讨论了注释的标准和要求。还讨论了关于向达过去整理《西域记》的成果尽量了解和吸取的问题。会上决定由宿白、张广达、杨廷福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馆藏向先生的全部图书、手稿及资料。在那裹查阅了几天,仅发现《西域记》金陵刻经处本上有向达在书的天头上写的许多校勘记。现新校注本中,凡是向达的校勘可参考的地方,都在校勘记中一一作了说明。
一九八○年底,各人分工写的初稿先后写出来了,范先生的标点校勘也完成了,借调的同志也返回原单位。在此期间,中华书局将向先生“文革”前未能出版的《大唐西域
《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
记古本三种》影印出版了,周连宽先生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也加工发稿。接着又花了半年多时间,将《西域记校注》初稿整理删补,统一体例,并将分散的校勘、注释和正文剪接连贯起来。
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粗具规模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初稿送季羡林审阅。季羡林进行阅读修改,而且还亲自改写了不少注释条目。如长达三千字的《四吠陀论》的注释,就是他全部改写的。他还亲自查阅了注释的引文,发现大部分的引书,都有问题,又请王邦维同志将全部中外引书的引文核对一遍。
一九八三年七月,经季羡林审定后的修改稿,交回编辑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发稿。至此,六十三万字的校注本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是这部重要史籍的中国第一个比较全面的校注本。

历史影响 编辑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东起中国新疆、西经伊朗、南达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至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情况,而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因而成了全世界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克什米尔地区及中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
《大唐西域记》业已问世130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显示出这部着作的灿烂光辉。对于具有悠久文明的印度古代地理、宗教而言,此书是基本史料,7世纪前后印度混沌的历史地理,赖此书得以在幽暗中略睹光明、散乱中稍有秩序。
对印度某些佛教圣地进行历史考察或考古发掘,唯一的文献指导书就是玄奘的这部着作,印度对那烂陀寺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玄奘记载的正确无误。人们如果想了解阿富汗境内覩货逻(吐火罗)故国的地理布局、巴基斯坦境内健驮罗、乌苌地区情况、中国新疆和田文化遗址的分布等等,舍此书而无他求。因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时常以此书为参照。印度的考古工作更是如此,1971—1974年印度考古学家在北方邦的比普拉瓦重新进行发掘,确认了这是玄奘书中迦毗罗卫的真正故址。
国内外利用《大唐西域记》做局部课题研究的成果为数更多。书中对印度历史上许多事件都有所记述,它对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起过很大作用,卷5中关于戒日王的记载是研究中印关系的重要史料,历史学家据此还写成了多种研究戒日王的专著。书中对迦腻色迦王的记载,为这个热点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现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古代印度问题而不引用《大唐西域记》的书,因为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内容丰富、记载国家之多、记载之详实,就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它。实际上,玄奘所留下的这部地理学著作业已超越了中国的范围,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有关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以后,随着欧美等国的殖民地开发,世界东方学兴起,玄奘的著作因之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为之注疏、翻译、研究和引用者络绎不绝,对玄奘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也就从这时起,玄奘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外国学术界最早对玄奘的研究,不是因他
玄奘法师铜像 玄奘法师铜像
的译经事业和有新译的特点,也不是因他在唐朝建立了法相宗,弘扬了佛教,而是因为他到印度求学取经后回来撰述了《大唐西域记》一书,里面介绍了不少南亚地区各国的情况,对古印度考古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
按照中国已故著名的玄奘研究专家杨廷福先生提供的资料,西方国家最早开展《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其中以德国和英国为首。1834年德国学者Klaproth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亚与印度的旅行》一书,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介绍玄奘的西文著作之一。1851年法国学者M·斯坦拉·儒莲翻译出版了《慧立、彦(宗)的玄奘传及其629—645年旅行》(即《慈恩传》)一书。以后又在此书的基础上,于1857年将《大唐西域记》译成法文并出版,在东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开创了玄奘的研究的新时期。例如,1837年孟加拉地方政府的英国官员亚历山大·枯宁汉姆在释迦牟尼成道的鹿野苑和山奇大塔处等地发现了石刻铭文,1854年他将这些铭文收集后整理出版。1861年他首次在北印度主持考古,十年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届考古部长官。幸运的是,由于有了M·斯坦拉·儒莲的《大唐西域记》法文译本,枯宁汉姆得以根据玄奘的记载,核实了发掘考古资料,确定了石柱的铭文性质,指出了他们都是佛教的遗物。到1885年,他已经写出24卷《印度考古调查报告》,其中有一卷是专门研究阿育王敕柱铭文的内容。枯宁汉姆主持的考古工作开创了印度古代史研究的新时代。这部法译本的出版,与之内容相配的地图也得以绘出来。
1862年俄国学者Klass0sky根据法译本转译成俄文本出版。英译本则是由S·比尔在1884年将儒莲的法译本译出后完成的。1904至1905年托马斯·瓦特(Thomas Watters)再译《大唐西域记》。因了《大唐西域记》的各种译本,与此相关的学术争论和有关资料也受到重视,如针对儒莲的译文与后出的R·Grousset法译本的译文比较,以及法显的《佛国记》等各种相关资料的研究专著不断出版,而有关的论文已经汗牛充栋,不可计数。
日本学者的研究稍晚于欧洲,1894年《佛教史林》刊出《玄奘三藏年谱》,是为最早的论文。1910年日本京都大学出版《大唐西域记考异》,2年后堀谦德出版《解说西域记》一书,是为日本最早的专著出版。1926年高桑驹吉出版《大唐西域记》与东南印度地理研究的书;1
玄奘西行路线图 玄奘西行路线图
942年足立喜六出版《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二卷本,代表当时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但直到1972年,此书才由水谷真成译注的《大唐西域记》所取代。1983年野村耀昌又重译《大唐西域记》。
韩国的学者将慧超的《五天竺记》与《大唐西域记》做了比较研究。印度学者对《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些地名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中国学术界受到国外学术成果的影响,开始对《大唐西域记》和中亚地理进行研究,1904年,当时在《史学界》第6卷2期上曾经刊出了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撰写的《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见到的都货罗国和〈汉书·西域传〉中所见到的月氏国之考证》一文,这大概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与《大唐西域记》研究有关的文章,虽然此文为外国学者撰写,但是它却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揭示了国外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进入到中国,正在引起国内学界人士的注意。
1915年学者丁谦在《方志月刊》六卷二期至六期发表了《西域记考证》,此文于1934在年南京出版,后收入在《浙江图书馆丛书集成》第二集之“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到50年代前,国内学者发表了有关与《大唐西域记》地理有关的文章十余篇,其中有陈寅恪陈垣冯承均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又以冯承均的研究最集中。此外国内学者还译介了一批国外学者的著作。
梁启超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就谈到了玄奘研究的问题,当南京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完成了校注本《慈恩传》后,1924年他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7期上发表了《支那内
玄奘 玄奘
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在这篇文章里,梁先生对玄奘的年龄提出了置疑,开了20世纪研究玄奘年龄之先,对后世起过重要的影响。
20世纪初二、三十年代,佛学在中国一度复兴,佛教界内外有不少人对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主流。但1950年以前,有关《大唐西域记》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太多,但为后来的研究找下了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到1956年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局面基本上是正常的,学术界的活动也较为繁荣。
1957年后,中国受到了来自“左”倾思想的干扰,与玄奘研究有密切关系的佛教被视为唯心主义,佛教研究受到不同程度的扼制,许多领域被人们视为禁区。但是《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却时而有之,到1960年以前,大陆学术界出版的有关《大唐西域记》的书籍约26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学术研究的活动基本停止,佛教乃至《大唐西域记》研究的活动不再进行。
1978年后有关玄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主要课题,并且围绕玄奘的研究及其作品形成了多学科的研究,涉及了广泛领域。最早发表成果的仍是有关《大唐西域记》的内容。
1982年,向达辑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出版,表示中国学术界再次开始了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越二年,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重在考证和研究,作者对《西域记》里所载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人文、地理史等各种现象做了综合性的描述,对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做了精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资料运用上,也较为丰富,既有中国历代古籍,也有欧、日等国的著名学者和著作,还辑录了各种观点,便利于学者通盘地鸟瞰。如在“(去曷)盘陀国考”节里,作者不仅列举了各种资料对此地的称谓,着重指出,该地现所在的位置,而且还将(去曷)盘国与迦含罗国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它们的区别,强调“玄奘所述葱岭,虽范围较广,但仍与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脉)区别开来。”(第194页)以说明葱岭与雪山有时也是特定的二个不同的山岭,不能混淆。作者最后认为,现存各种版本的《西域记》里都题为:“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辨机撰”或题“唐释玄奘译 辨机撰”,应改为“唐释率奘撰辨机编次”为妥。
季羡林等人集体合作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
大雁塔玄奘三藏院 大雁塔玄奘三藏院
年),其特点是主要表现在校注精到,详释,在版本学上有一定的价值。参加本书具体工作的学者均为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体现了现阶段学术研究集思广益,发扬集体力量的优势,改变了过去学术界总是依靠个人的力量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情况。范祥雍所写的“校勘例言”对现存的各种版本做了较好的概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在引用资料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主要是引用了很多西文著作,特别是南亚地区人士的专著。又由于出版年代新,故在资料的集辑方面,具有新的特点。
但是,该书在介绍国内外《西域记》研究情况方面还很不够,读者不能了解有关这方面情况的发展过和程和线索,太遗憾了。倒是谢方的《〈大唐西域记〉的校注本将整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78年试刊)一文对此有些简略介绍,可弥补《校注》一书的不足。中国对《西域记》的研究始于清代的丁谦。笔者认为,还可将年限往前推一些,以乾隆年间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发端。
此外,季羡林等人还对《大唐西域记》做了今译,章巽、芮传明等做了导读等有益的工作。有关《西域记》的藏文资料也有论文面世。在现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的一些学术刊物上,常年刊有这方面的文章。
学者将法显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书都提出了一些地理名词,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成为近代科学地理命名的先导,有的直到今天仍被采用。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大唐西域记》以空间描写的完整真实感见长,《佛国记》则以其时间概念明晰,历史感浓厚而著称。所以从地理学上看,《大唐西域记》的价值远远超过《佛国记》。还有学者对《大唐西域记》和《西游记》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读过《大唐西域记》。认为《大唐西域记》没有对《西游记》发生过直接影响,而一切影响都是间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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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1. 赖永海.中国佛教百科全书-肆-宗派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2. 大唐西域记 .中同古籍全录[引用日期201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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